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嚴益唯述評

2010年初廣州恒大以遠超市場的價格從申花購入郜林，重新估值中國職業足球，如今看來這一事件可以作為金元足球開始的標志，從此恒大開啟了“八冠王”這樣一個中超空前的王朝，隨后隨著中國地產大佬們紛紛不計成本地攜帶巨額資金進場，中超聯賽也進入了長達十多年的金元足球時代。盡管金元足球的開始從廣州恒大開始，最后以廣州足球俱樂部被剝奪職業聯賽資格作為結束，似乎是廣州恒大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但是，“八冠王”其實也有過與地產企業進行債務切割，全身而退的機會的。只是因為中國足協對俱樂部財務監管規則形同虛設，成了壓垮“八冠王”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8年底，中國足協公布了《中國足球協會職業俱樂部準入規程》，其中“財務標準”一項，對中超俱樂部準入劃了一條紅線：所有者權益應為3000萬元人民幣以上。這一“紅線”比中國房地產企業后來遭遇的“三條紅線”提前了8個月，距離俱樂部投資方恒大地產集團首次出現債務違約也早了33個月。

這條紅線，本來是可以成為拯救廣州足球俱樂部脫離母公司2019年之前所挖的財務陷阱的救命稻草。換言之，如果2019賽季前，中國足協能夠嚴格按照這一標準審查俱樂部的準入，或許會促成當時的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有機會與恒大地產進行債務清理和切割的。因為，當時恒大地產本身有能力也應該有意愿，在合法合規的情況下，將之前投入俱樂部的巨額資金當作股權投資以及贊助費用而非借款。如此一來，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以及后來的繼任者廣州足球俱樂部將不會像現在這樣，需要背負恒大集團幾乎無法償還的巨額債務，只要從2019年開始能夠量力而出，即便恒大地產出現問題，也不會影響俱樂部的生存了。

但是，2019賽季前，當時的恒大淘寶俱樂部非但沒有理會準入新規進行清債，而且還變本加厲，投入巨額資金一口氣引進了韋世豪、高準翼、張修為、何超、劉奕鳴等年輕的頂級內援。盡管公開信息顯示這些球員的轉會費為2000萬元，但據業內分析，這五名球員的實際轉會費約為4.5億元，而且這五名球員的年薪也很高，比如韋世豪的稅后年薪也高于2000萬元。這些巨額的投入，明顯違背了當時中國足協對俱樂部財務的監管規則。比如，2018年12月20日出臺的《中超俱樂部財務預定指標（2019-2021）》要求，中超俱樂部2019年的投入不能超過12億元，球員的工資占比不能超過總支出的65%，國內球員最高年薪不超過稅前1000萬元人民幣（參加亞洲杯，世界杯預選賽的國腳可以上浮20%），2019年俱樂部投資人對俱樂部的投資不能超過6.5億元等等。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當時引進這五名國內球員，顯然并沒有遵行這些財務監管。

當然，當時的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無視足協的財務規則，最大的責任應該是中國足協。畢竟，按照當時的準入規程，恒大淘寶俱樂部是無法向中國足協隱瞞俱樂部的賬本的。換言之，中國足協對于恒大違規引進韋世豪等球員，應當是知情的。中國足協既沒有按照當時財務約定指標對違規的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進行處罰，而且2019賽季的準入審核中，更是沒有嚴格執行“所有者權益為3000萬元”俱樂部財務標準紅線。但凡中國足協當時對自己所頒布的這些規則稍微重視一點，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都可能有機會與母公司恒大地產進行必要財務上的合規切割，不至于受到此后恒大地產的債務違約的沖擊影響俱樂部的生存。如果當時不違規引進韋世豪等五大內援，俱樂部也不會像這次這樣因為欠薪的原因倒在準入的門檻前。盡管廣州足球俱樂部按照規則仍然有申請仲裁的權利，但是如今再來與恒大地產進行債務切割，顯然為時已晚。

總之，中國足協2018年底頒布的上述對俱樂部財務監管的規則顯示，中國足協當時對金元足球導致的俱樂部財務安全隱患已經有足夠的重視，也及時采取了行動出臺了相關監管政策。根據以上時間線的梳理，恒大等地產資本投資的足球俱樂部在母公司出現大規模債務違約前有大約兩年多的時間可以全身而退的。令人遺憾的是，在實際操作時中國足協卻完全無視自己所定的規則，使得監管形同虛設，使得恒大等高度依賴地產企業的俱樂部失去了在債務上與房地產企業切割的最后的窗口期。雖然中國足協置規則不顧，放任恒大盲目加碼投入，將地產足球的繁榮強行延續了一些時間，恒大足球在2019年奪得了中超第八冠，但因為巨額債務累累還是無法避免破產清算日子的到來。2019年中國足協無視自己頒布的規則導致監管形同虛設，最終卻成了壓垮“八冠王”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