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阿切爾比和小胡安的種族主義官司告一段落，最終國際米蘭后衛沒有被定性“種族主義攻擊”，因此逃過了至少10輪停賽的重罰。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阿切爾比在若干層面展示的形象都是積極正面的，如果被以“種族主義”罪名處以重罰并致使職業生涯遭遇重創——多家意大利媒體披露如果受重罰，國際米蘭可能和他解約——可以說是非常不值得。阿切爾比本人也在無罪通告出來以后表示，對方試圖給他扣上的帽子比他曾經得過的癌癥還要更嚴重。

本文想要探討的話題并不是這個案子本身，而是意甲賽場種族主義行為會導致至少10輪停賽這個規定，這樣的處罰比很多種惡意的行為都更嚴重，說得難聽一些，比在球場上踢斷對手的腿處罰尺度嚴重得多。

足球惡行為何“厚此薄彼”？

如果聯系到此前尤文圖斯球員博格巴因為禁藥陽性受到的禁賽4年處罰，會發現禁藥受到的處罰尺度還更嚴厲得多。4年可不是10輪停賽可以相提并論的。不久前羅馬尼亞網球運動員哈勒普在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上訴成功，把禁藥陽性4年禁賽減到9個月，被視作是一個巨大的成功。但如果拿9個月來比較種族主義行為的10輪禁賽，或者賽場惡意犯規的區區幾輪停賽，9個月仍然是非常漫長的。

我們可以列出這樣的一個處罰尺度階梯：

禁藥：極刑，對很多人意味著職業生涯就此結束。

種族主義：尺度嚴厲，球迷犯事會導致球隊主場關閉，如果是重要球員遭遇此類停賽，可能影響球隊整個賽季。

賽場惡性（暴力）犯規：相對以上行為而言處罰尺度較輕，關鍵球員停賽可能在短時間內對球隊成績造成影響。

這里還應該加入一個重要的問題：涉賭。

近期因為涉賭受罰的球員里，意大利國腳托納利是被處罰的時間最長的，禁賽10個月，輕點的法焦利禁賽7個月。在英國足壇，國腳前鋒伊萬·托尼涉賭禁賽8個月，特里皮爾10周，另外英格蘭次級以下聯賽還有過一些零零星星的處罰，有人被停賽6周，有人僅僅罰款了事。

這里我們又可以把涉賭問題放到上面的階梯表里，但是位置并不好放，某一些案例的處罰高于種族主義行為，另一些案例的處罰則低于種族主義行為。

不知道是否有球迷對這樣彼此差距極大的處罰尺度感到過懷疑和不解，事實上這就是當今足球世界存在的一個現實問題，它是由于社會（尤其是西歐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引發的。或許在將來，尺度差距問題會引發更多的討論，并且可能會有人提出更加合理的量刑尺度和方法。

禁藥問題處罰尺度最統一

讓我們一起看看尺度差距的成因。

首先是禁藥。這其實是一個完全獨立于足球或任何一個單項體育運動的檢測和處罰系統。禁藥幾乎在奧林匹亞運動一開始就出現了，在足球賽場，也有很多證據顯示，藥物濫用在1950、1960年代就非常普遍。對于禁藥的檢測和處罰，各國和各單項體育協會尺度非常不統一，這是1999年WADA（世界反禁藥組織）成立的最重要原因。

WADA不是某些自媒體傳言的“美國公司”，而是一個致力于統一國際標準、協調反禁藥體制的機構，現任常務副主席是楊揚。WADA制定禁藥名單，確立禁藥檢測流程，監督各國反興奮劑實驗室的檢測質量，同時也制定違反禁藥體例的處罰標準。

由于各單項體育協會、各國奧委會都是WADA締約者，所以WADA對違反禁藥體例的處罰標準每次調整，也會反映到各單項協會、各國奧委會自己的條例中。一次陽性禁賽4年，這樣的處罰尺度確實很可怕，但是如果考慮到WADA本身運作的難度——一個每年只有區區3000萬歐元經費的機構，不如大多數職業俱樂部——以及藥物問題事實上的泛濫，只有確定抓到就重罰的原則才能實現有效的打擊和警示。

禁藥問題可能是全世界體育唯一一個處罰尺度統一的領域。這種尺度可能在一些案例里顯得簡單粗暴，但是如果對比一些尺度靈活性太大的領域，可以看到WADA成立后世界體育對禁藥問題的應對是值得肯定的，禁藥成為了一個十分嚴肅的話題，這和WADA成立之前的氣氛完全不一樣。

種族歧視，價值觀or價值？

對種族主義行為的處罰其實很不統一。像英格蘭，如果球迷被指控有種族主義行為，他可能被終身禁止進入本隊球場，此前已有過不止一個案例。同時，英格蘭足球甚至嚴厲到濫殺無辜，例如卡瓦尼在社媒上對自己的好友稱呼拉丁美洲非常常見的昵稱“小黑”，也被“英語審判西語”停賽3輪。

在另一些國家，尤其是極右勢力發達的地方，種族主義問題時常被不管不顧。例如2020歐洲杯，歐足聯因為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主場球迷種族主義問題，對匈牙利國家隊進行了閉門3場比賽的處罰，但是匈牙利人鉆了空子，讓小孩們去閉門比賽的看臺上（小孩是允許的）看球，然后又放任小孩子們集體攻擊黑人球員。

但即使是針對種族主義處罰尺度嚴厲的地方，也并不說明其反對種族主義的成績單有多好。在某種程度上，反種族主義的處罰尺度更多是和賽事組織者、俱樂部經營者的市場營銷需求有更大的關系。

歐足聯最需要確保歐洲賽事的健康公正形象，歐足聯賽事必須符合歐洲社會價值觀（尤其是德國、瑞士等西歐國家的價值觀）。特別是匈牙利球迷針對姆巴佩之后，他們更有義務維護品牌和球星。英超、意甲等聯賽也是如此，現在維尼修斯、阿庫尼亞等南美球員多次受到種族攻擊，西甲形象也引發了經營者的擔憂。

巴西新一代的覺醒

維尼修斯、理查利松、小胡安等巴西球員實際是在參與一場涉及巴西社會很多層面的覺醒運動。這是新一代巴西球員的特點，他們已經無法再滿足于按照“巴西傳統方式”對攻擊者進行快樂反諷。這個傳統最早開始于20世紀中期在美國走紅的巴西女星卡門·米蘭達（Carmen Miranda），她順著美國人對巴西的異域想象、偏見和歧視，把自己周身掛滿水果，以滑稽針對滑稽，用快樂反擊惡意。足球賽場上的著名鏡頭則是阿爾維斯把球迷扔下了羞辱他的香蕉剝開吃掉。

實際上，巴西覺醒文化是有成就的。當媒體順著維尼修斯的反應去調查，才發現瓦倫西亞看臺罵球員猴子不僅是屢禁不止，而且大批球迷不覺得這是種族主義。或者，即使阿切爾比沒有受罰，但法官也承認了小胡安受辱的事實，這說明在賽場上人貼人的時刻，一些球員“嘴貧嘴賤”的現象是存在的，可能會有人在羞辱對手的時候使用了跨過某條紅線的詞語。阿切爾比沒有被罰僅僅是因為種族攻擊的指控缺乏旁證。

這一類不斷被披露出來的事實，或者說現實的真實輪廓，有可能會促進未來某一天關于看臺、賽場內的種族主義行為處罰尺度變得更加嚴厲，有可能發生從上到下的尺度統一，例如歐足聯進一步把反對歧視、迫害、種族主義與參賽資格掛鉤。

球員涉賭只浮出冰山一角

最沒有希望統一尺度的或許就是球員涉賭問題。這可能是最荒誕的一個環節。有關地下賭博集團在職業足球內部滲透的問題，早就多次見諸報端。理論上說，這同樣是一個嚴重影響足球運動聲譽的環節，是對整個行業可信度的威脅。

但奇怪的是，涉賭問題并沒有被歐足聯這樣的上層結構放在優先處理的事項類別，也缺乏對各協會應對此問題的協調機制和指導意見。各國足協對涉賭問題的調查、處罰機制、尺度也非常不一致。某種程度上，各國足協更傾向于打擊“假球”、“默契球”，即明確地影響或者涉嫌影響了比賽結果的操縱行為，而不是球員或球員身邊人的下注行為。

這又導致了一個很特別的現象：球員涉賭被查，除了不久前意大利狗仔隊爆料求流量這種特例，主要依靠的是博彩公司自己的聯網防御體系。由于西歐國家博彩網絡有著嚴格的實名制，這使得像特里皮爾家人去買了他的轉會去向這種下注也被查出，或者是巴西某球員老家大批人員購買他參加的比賽特殊選項被博彩公司發現。

主流博彩公司的防御預警體系在AI的幫助下進步很大，AI可以作為幫手排查嫌疑賬戶。對于博彩公司來說，他們不會害怕彩民的預測能力，但非常忌憚球員自己買彩，用一位前意大利SNAI經理的話說，“一不留神你就會輸掉底褲”。尤其是，球員買彩往往都是某些可以獲得暴利的特殊選項，例如誰在多少分鐘范圍內得牌。

結果往往也是荒誕的：博彩公司給足球管理機構報告的數量眾多的嫌疑案件，最后有不少會不了了之。

或許，只有在某個特別大型的賭球網絡，或者某個重要球隊涉賭這樣的新聞出現時，涉賭問題才有可能得到和禁藥、種族主義同等嚴厲的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