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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鎮之痛折射中國足球現狀股改是個偽命題

奧利08-30 07:49 體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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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在8月27日戰罷第24輪之后正式進入短暫的休戰期，但是，中國足壇并沒有因此消停。28日下午，武漢三鎮俱樂部通過官方社交平臺發布了一則簡報，再次令中國足壇掀起波瀾。盡管簡報清晰地表達了三層意思，但核心其實就只有一點，即如今俱樂部的股改遇到了麻煩。

而遭遇這樣麻煩的并不僅僅只是武漢三鎮一家中超俱樂部，除了對外正式發布公告、宣布已經完成股改的上海申花、浙江、河南等少數幾家俱樂部以及暫時沒有受到股改沖擊的上海海港等極個別俱樂部之外，其他多數中超俱樂部在推進股改方面都或多或少遇到了麻煩，或者是止步不前，或者是已經宣告股改失敗。中超究竟何去何從？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該何去何從？這其實才是當下中國足球最令人頭疼之事！

①惡劣環境與氛圍不利發展

盡管目前的中超聯賽包括中甲、中乙等各級聯賽依然還在正常地進行著，但從去年年初開始由中國足協牽頭提出的俱樂部股改事宜反而沒有了進一步的消息。但實際上，相信無論是更高的管理部門抑或是普通百姓，都很清楚一點，即當前正在進行的“反腐與反賭”并非目的，而僅僅只是一種手段或方式，最終的目的恐怕還是為了中國足球更好地向前發展，讓中國足球提高自身水準，不管是國家隊層面抑或是職業聯賽層面，能夠最終滿足和實現老百姓對中國足球的期望。某種程度上，現階段的中國足球恰恰是處于較為混亂的時期。

這種混亂一方面是體現在中國足球運動的管理方式與模式、管理體系上，也恰恰是因為這方面的混亂，所以外界普遍認為“反腐反賭”非常之有必要，需要凈化一下中國足壇的“污濁現象”，理順各種關系。只是今年的中超聯賽以及中甲、中乙職業聯賽中不時傳出各種負面消息，這在某種程度上其實反映出中國足球依然還沒有完全走上正軌。

另一方面，也是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一直為有關方面所忽略的，就是中國足球的輿論環境與氛圍越發惡劣，中國足球這個行業在整個社會中的地位越發低下，從事足球這個行業的人士也越發感慨“生不逢時”。因為同樣是從事足球，在國外是一項有著很高社會地位的職業，哪怕是競技成績非常一般，但也有很好的社會形象。但打開中國的網絡平臺或者是媒體，圍繞著中國足球的所有消息幾乎不是“黑”就是“惡”，似乎中國足球在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就是“十惡不赦”，應該徹底消失。可即便如此，又何以解釋今年的中超聯賽在全面恢復正常后，場均上座率能夠突破2萬，難道涌入現場觀看中超的都是“十惡不赦”的社會人？

輿論宣傳的導向與現實存在著嚴重分裂，中國足球之惡劣形象，也讓有意于中國足球事業發展之人望而卻步，生怕因為涉足中國足球而給自己帶來不可估量的社會負面形象與影響。可是，相比于目前同樣在展開反腐的醫藥行業與領域，中國足球的惡劣只是小巫見大巫。一方面，有關方面在極力倡導讓更多的孩子走進綠茵場、從事足球活動，但另一方面，圍繞著足球的消息始終是“假賭黑”等負面形象。那么，作為孩子的家長又何以愿意讓自己的孩子涉足這種“黑”、“假”為主的運動？選擇遠離也就再正常不過了。

而更能夠佐證當前中國足球毫無地位與尊嚴的是，根據武漢三鎮俱樂部發布的消息，俱樂部為零負債、并同意將其持有的三鎮俱樂部100%股權以零對價的方式無償轉讓，同時愿意將其投資超過1億元人民幣建造的基地繼續無償提供給俱樂部使用。在這種情況下新的投資方到現階段沒有明確眉目，這著實令人汗顏，姑且不提武漢以及湖北的足球人或球迷，更讓其他中國足球人、真正關心中國之人為之傷心。

②三鎮之痛折射整個職業足球

回到武漢三鎮準備停止注資這件事本身。這其實也是很容易預計得到的一個情況，而且以記者對目前中超各家俱樂部現實情況的了解，今天停止注資的是武漢三鎮，明天保不齊就會輪到誰，因為所有中超俱樂部都是同一種情況，即民營企業在當前中國經濟大環境、大氛圍之下都面臨著自身企業的生存問題，特別是這些中超俱樂部背后的母公司大多數都是小房地產公司。

10多年前，當中超聯賽在第一波反賭掃黑之后開始步入金元時代時，外界曾將中超聯賽戲謔為“地產聯賽”，因為中超16家俱樂部背后的母公司幾乎全部都是房地產公司在支撐，母公司通過從政府獲得各種優惠政策、特別是拿到地皮之后，用開發房產所獲得的利潤來注資職業俱樂部，進而進入“買買買”階段，而從起步開始就困擾著中國職業聯賽的自我造血功能問題，則始終被拋擲腦后，時任中國職業聯賽的管理者乃至中國足球的管理者們為了眼前的利益，尤其是成績的沖動，甚至還為燒錢的俱樂部不惜破壞規則、量身定制諸多特殊政策。這也就進一步加劇了中國職業足球的混沌，再加上所謂的“足球產業”的忽悠，對職業足球在認知上的偏差，必然導致中國足球走向死胡同。想想當年不惜重金的所謂恒大模式、華夏模式、權健模式等有多瘋狂，如今就知道他們有多可悲。

更要命的是，足球俱樂部在這些資本擁有者或權貴眼里，也僅僅只是一個工具而已。時至今日，地產紅利早已被消耗殆盡，足球俱樂部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為了犧牲品。特別是，如今單一的民營企業已經不可能再支撐需要金錢支撐的職業足球俱樂部。這也就讓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經營與生存模式這個最原始的話題再一次被重新提出，職業俱樂部的自我造血功能何時能夠真正建立起來？

換而言之，中國職業足球走了30年之后，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起點，中國職業足球怎么辦？

③“股改”其實是“偽命題”

歷史常常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三年疫情其實是進一步加劇了困境中的中國職業足球發展難度，令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更加步履維艱。 2022年開始，中國足協在有關方面的要求下，明確提出了股改的要求，即改變目前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背靠一家企業的情況，讓更多的企業特別是當地的國企參與其中，實施“股份制”改革。

這很容易讓記者想起中國足球職業化之初的1996年，中國足協曾在京召集國內各甲A俱樂部負責人、總經理開會，期間提出希望各球隊能向公司化方向發展，特別是選擇股份制這種形式。因為當時國內俱樂部絕大多數為當地體委與一家企業合作的形式，這種形式短期內可以解決球隊的經費問題。但在合作一、兩年之后，由于在經費、人事等問題上達不成一致，產生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最后散伙，令俱樂部時常呈現“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情況。而且，當時國內經濟領域中，國家體改委當時已明確提出股份制是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方向，足球俱樂部選擇股份制應該說是符合大形勢的。

時隔26年，當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再次提出所謂的“股改”問題之時，當然是一如前面所提到的重新回到了起點。可是，經歷了20多年發展之后的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又與20多年前職業聯賽剛剛起步時的職業足球俱樂部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因為20多年前，當地體委(也就是現在的各地體育局)在俱樂部中依然還有一定的話語權，如今在職業俱樂部中毫無話語權，資方為大，球員作為被雇傭者，當然也只是聽命于資方。這與專業時代“吃皇糧長大”的球員當然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且所有權亦歸資方。

于是，所謂的“股改”某種程度上也就成為了一個偽命題，因為在當前的社會經濟大環境下，國企與民企恐怕很難兼容，更何況職業足球本身是一項燒錢運動，在中國職業足球尚未形成有效的經營模式、成為一個真正的“產業”之前，讓私企燒完錢之后，再讓國企去接著燒錢，這是現行國企的各種制度與規定都難以容忍的。

實際上，之所以從去年一開始提出股改時，部分俱樂部很快有新動作，與當地政府的相關領導不無關系，但領導一走或一換，隨即沒有了下文。諸多中超俱樂部股改難以為繼，恰恰就是因為地方領導人的變換。所以，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的股改希望不能寄托在地方領導人身上，而更應該是一種制度建設，也就是需要更高層擬定和出臺相關的統一規定，將其制度化、系統化。

④該是政府發揮作用的時候了

坦率地說，中國足球職業化進程走到今天這一步，作為中國足球行業的最高管理部門的中國足協以及更高一級直接管理部門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在整個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過程中，政府究竟應該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時至今日，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想要繼續下去，這個問題必須要得到回答，而且刻不容緩。否則，中國足球還有可能進一步給中國乃至整個中國社會造成更多、更大的負面影響，不利于中國在世界的整體形象。

而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首先需要縷清中國職業改革進程過程中始終爭議不下、甚至已進行過各種嘗試的焦點問題

第一，究竟是以國家利益為終極目標，還是以市場利益最大化為終極目標？

第二，究竟是應該是市場力量來主導，還是由國家行政力量來主導？

第三，究竟是政府來實施具體操作，還是社會來實施具體操作？

這幾個爭議焦點在《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即俗稱“五十條”)中都可以找到答案，但現實中卻未必如此。譬如，中國足協作為代表我國參加國際足球組織的唯一合法機構，提高足球水平是最主要任務，這是代表百姓的期望與利益的。由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簡單地將成績好與壞作為評判足球的唯一標準，老百姓最看重的就是中國隊要進世界杯、看重成績，沒有成績就是現如今外界對中國足球的態度，所以中國足協一直希望能夠有一個“標志性的成果”。站在中國足協的角度，努力抓好國家隊、采取一切可能的辦法爭取出線，難道錯了嗎？難道不是希望以此滿足百姓的愿望？

但職業俱樂部是投資人出錢養隊，確保自己在市場中的利益最大化，金元足球之所以在中國足壇肆虐，靠砸錢引進大牌外援、通過提升成績來吸引眼球，從而在短期內實現宣傳最大化、效益最大化，站在市場的角度難道錯了嗎？當然，大道理對投資人而言肯定誰都會說，但現實恰恰是另外一回事，投資人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利益。于是，兩者之間就必然發生沖突與矛盾，而且是“公共產品”與“私人產品”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可以說是伴隨著中國職業化足球改革起步而產生、并貫穿于近30年的整個中國職業足球發展史。說得高大上一些，就是國家利益與企業利益、國家目標與企業目的之間的矛盾，是一種內在矛盾，更是一種分離。從2004年G7事件到現如今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的難產，其實都是這些矛盾的突出表現。

再譬如說，中國職業足球俱樂部聯合會從出臺至今已經有兩三年的時間，但緣何始終未能獲得相關政府部門的批準？歐美職業足球可行的那一套未必適用于中國。這是我們的國情所決定的。

但是，即便是高度職業化的歐美足壇，其背后也可以看見“政府”那個無形的影子。最有說服力的就是英超一直為各界所羨慕，但英國政府在今年早些時候明確表示，他們計劃成立一個獨立的足球監管機構，監督英格蘭男足比賽的財務可持續性，并有權阻止球會加入分離的聯賽。政府發布了關于足球管理的白皮書，確認將根據2021年由球迷主導的足球審查的建議，成立一個監管機構。

相比之下，現在的中國足球已經完全“脫離”了政府、脫離了現行中國社會的管理體系，因為中國足協作為一個民間組織、社會組織，盡管設立黨委、由體育總局黨組領導，但很難去實施全方位的監管，原因就在于其根本不具備政府組織或部門所具有的相應管轄權力，但又不得不去承擔相應的責任。國內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屬地管理原則”，任何行業、任何領域都是層層把關、層層負責，由基層的區縣起，到市、再到省市自治區一級、最后到中央。這其中，政府的角色與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唯獨現在的中國足球是例外，在脫離了地方體育局(代表政府部門)后，地方俱樂部所有事務全部都落到了中國足協，這期間就形成了一個“管理盲區”。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中國足協不能代表一級政府，在實際工作中，地方政府就可以完全不認。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職業足球市場化的運行本身就是離不開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中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發展的事實一再證明：政府從未放棄過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管理，更何況當今世界根本就不存在沒有國家調控的“自由”的市場經濟。放之職業足壇同樣如此，中國職業足球更是如此。

所以，中國職業足球下一步如何走？特別是在反腐與反賭之后。首先恐怕還是應該上升到中國足球的生態環境治理的高度和層面上，重新優化中國足球的生態，再結合中央出臺的十四五規劃中提出的文化建設，包括區域性的文體意識形態建設與發展，圍繞社會主義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建設而展開，探索體育文化建設新方向，這恰恰也是地方政府的職能、更是一種責任。

這也是為什么記者堅持“是時候讓政府重新在中國職業足球發展過程中扮演角色、發揮作用的時候了”這一觀點的原因。單靠某家足球俱樂部與地方政府展開協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幫助中國足球走出困境，而更應該從政策、制度等方面，全局把控和引導中國足球接下來的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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