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王勤伯

1

下面這個故事是我在寫稿當天從挪威《晚郵報》上讀到的。

故事主角是一個名叫特麗內·謝爾斯塔德·延森的28歲女孩。她是挪威女足頂級聯賽球隊呂恩女子精英俱樂部的中衛，身高180cm，頭球出色，閱讀比賽能力突出。同時，她又在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最著名的律師事務所之一修德律所擔任全職律師。

踢足球和打官司都是極具競爭意識、以勝利為目標的事情，她是如何做到的？

對特麗內本人來說，問題的答案比提問者想象的要簡單。她喜歡踢足球，也喜歡法律。

特麗內出生在北極圈里博德市以北30公里的一個小漁村謝林圭，那樣的地方不可能所有人都是足球天才，也沒有合適的訓練條件，但她就是喜歡足球，而且充滿了向上的動力，她和雙胞胎姐妹一起跟男孩們訓練。

她對勝利的渴望還伴隨著強烈的正義感，高中畢業后直接進入大學法律系。她成績優異，早早就得到修德律所的獎學金和多次實習機會。與此同時，她在足球上也持續進步，踢上了挪威甲級聯賽(第二等級)。學習、踢球、兼職工作，直到她完成法律碩士學位并做過3年助理法官，修德律所給了她一份全職律師合同。

特麗內在那一刻考慮過掛靴，畢竟挪威女子足球收入很少，不可能是一輩子的工作，全職律師可并不輕松。但那時她的足球技藝也漸入佳境，好幾個挪威頂級聯賽俱樂部對她發出邀請，希望擁有這名中衛。最后特麗內選擇回到她在學生時代效力過的奧斯陸呂恩女子精英俱樂部，俱樂部的人了解她的工作需求，就像修德律所的人也支持她的足球生涯一樣。

所以，特麗內開始了為兩件自己熱愛的事情而戰斗的生活。周中有工作，周末有比賽，她不會有什么休息時間。從周一開始，她通常從7點半就在奧斯陸的修德律所開始工作。她是一個專門處理糾紛、打官司的律師，每一天的主題都是贏。

她必須在16點準時結束工作，然后趕去訓練。通常情況下，她進門的時候，隊友們已經看過視頻分析了。訓練結束后是晚餐，22點左右準時睡覺。為白天的遺留工作加班是不可能的，她已經累癱了。

特麗內說，越是律所工作緊張，她越是欣賞足球。球隊成了她的精神避難所，她只專心足球，和工作完全切割開來。她甚至認為這是足球給她提供的一種特權，因為別的事情都不可能讓人那么容易地從工作里走出來。

足球激發著她每一天的戰斗欲望，她知道16點的截止線在那里，她沒有任何時間可以浪費，所有不必要的事情都會被她拋開。反倒是在不必去訓練的日子里，她注意到時間容易溜走，事情容易拖延耽擱。

2

我很高興能夠在專欄里加入這個故事，就像我希望每一篇專欄里都有普通人的身影出現。足球不是虛無縹緲看得見摸不著的上層建筑，它的根基始終是普通人對這項運動的參與，是普通人組成的社會對足球運動的支撐，從青少年培訓到賽事的金字塔結構層層組織。

這篇專欄想聊的內容其實來自一個問題：為什么在西歐、北歐國家，不管是英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這樣的足球強國，還是挪威、芬蘭、冰島這樣的三流足球國家，足球運動都能夠得到正常的普及和開展，在這些國家很難形成一個像中國足協一樣不但沒有促進足球發展反而成為障礙的足球協會？

其實特麗內的故事能夠提供一些答案。挪威不可能發展起金錢聯賽，足球的基本組成就是普通人，他(她)們來自各行各業，其中不乏一些領域的佼佼者。

這種自下而上的足球體系建設，為西歐國家的足球發展提供了兩個重要的資源：一是足球體系的建設始終不脫離人的尺度，始終以普通人能參加這項運動作為基準；二是各行各業人士的參與，例如法律人士的參與，當足球界需要法律支援、進行法制法規改革時，他們能夠從足球和各自專業的角度提供自己的見解。如果未來某個時候，前女足球員、著名律師特麗內成為挪威足協主席，我不會感到驚訝。

換句話說，西歐各國的足球，甚至南美各國的足球，都不是因為這些國家各自出了一些英明的領導者為足球發展開創和制訂了一套完美的體系，使他們百年受惠，而是社會為足球提供了充足的支撐，足球不是決策者的決策問題，而是社會的發展和維護問題。

3

不久前看到有朋友說，隨著中國足協大量官員被查，今年中國足球俱樂部在主場經營方面得到了更多一些的靈活放權，廣告位增加了，為此感到高興。

我卻感到極度的悲涼。

中國足協貪腐現象如此嚴重，上一次掃黑以后又來一大批，原因恰恰在于足協強占了太多公共和私營資源，當一個人不必自己創造價值就可以管理大筆金錢，這樣的氛圍滋生腐敗實在太容易了。

撰寫這篇文章之前，我專門找體壇國內老同事幫忙查詢了中超公司目前的股權結構，我在國外無法使用天眼查。結果不出意料：從2006年成立至今，中國足協一直占據著中超公司36%的股份，每個中超俱樂部只占4%的股份。

這是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優秀的足球國家都沒有的事情。足協原本只是一個負責協調全國足球運動正常開展的公共機構，不是進行投資盈利的私人機構，何從可以命令式地讓自己成為職業俱樂部組建的職業聯賽的大股東，從中撈取巨大的利益？而且，足協從事實上成為職業俱樂部最大的經營者，把職業俱樂部的主場經營權收到自己手里，這在世界足壇也是罕見的個例。

這件事在2006年左右曾經有過爭論，足協一些官員的說法是，國際足聯和亞足聯比他們更黑，把電視轉播和廣告牌都壟斷了。但國際足聯和亞足聯組織的國家隊賽事不是職業賽事，國家隊并不是職業隊，足協和國足球員之間沒有投資者和雇員的關系，中國足協這樣說是徹徹底底的混淆概念。后來還發生了南勇在米蘭向意甲聯盟詢問對方從聯賽抽成多少的鬧劇，當時足協的這幫始作俑者，自己內心同樣是心虛的。時任亞足聯秘書長維拉潘也看不下去，公開表示中國足協的做法是“拆地基蓋屋頂”。

令人驚訝的是，時間一晃過去快20年，中間也經歷了兩輪掃黑反貪，這個抽取職業聯賽血汗的做法一直沒變。如果中超俱樂部不能像西歐俱樂部一樣擁有全面的主場經營權，其實中國職業足球的未來是沒有希望的，頂多也就是再來一次地產或某個別的暴富行業制造的足球泡沫。

我還是想回到普通人的話題，因為我也是一個既有勝利渴望也有強烈正義感的普通人。我對某個英明官員動用行政權力讓足協退出中超股份不抱希望，更可怕的甚至是一些看似折中實際維護了足協從上到下命令式統治牟利的改革方案。

我更想看到的是，出現某一兩個或多個誠實又勇敢的足球投資者，把足協告上法庭，從法律層面挑戰足協對職業足球舉世無雙的壟斷權。

這樣的官司或許會輸，但是輸了無妨，它可以讓普通人徹底心死，知道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正常投資足球是絕無可能的。但如果贏了，它又會是徹底改善中國足球環境的一次博斯曼判決，因為這將在法律層面確定未來中國足協不能再強暴職業聯賽，只能專心去做自己的足球運動公共管理者和協調者的角色。

改革需要新思路，普通人從法律和法制角度通過打官司來推動行業改革，不僅有利于足球行業的健康發展，也未嘗不是一種社會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