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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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對科學研究者充滿敬意。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這可能和我一個未遂的夢想有關。

大學時代，我很早就擺脫了中國外語院校機械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自己去尋找教材，讀的最多的是外文社科書籍。那個年代國外公益機構會給中國大學捐贈書籍，但明顯馬虎倉促，有些書重復率極高，估計是把能收集到的或者賣不完的都送來了。為了清理庫存，中國大學的圖書館定期會把重復的書籍賤價賣掉，原價幾十美元的書，人民幣10元就能買到。

我就這樣走進了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的門檻，最初并沒有成為學者的目的，而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學習外語。多年后我前往巴西采訪世界杯，在網上購買了一本關于巴西的人類學著作《遠逝的天堂》，拿到手一看作者名字柯達克很眼熟，這才想起我的人類學入門課就是他寫給美國學生的《人之鏡：文化人類學簡明概論》。

這段學習經歷讓我日后很容易和社科學者建立友誼，我欽佩他們的專研和專業，他們也能夠從我頗顯業余的觀察和陳述中得到一些互動性質的娛樂，就像一個職業球員和球迷聊足球一樣。

那么，我自己為什么沒有走上社科學者這條路？

這曾經是一個夢想，一度曾是具體的目標。最終還是放棄了。

當我越發沉浸在社科世界里，就越發不可避免地感覺到一種工業化的壓抑。對我來說，所有的求知行為最終都是為了形成一種更加成熟的個人世界觀，然而，如果成為社科學者，尤其是美國學術系統里的社科學者，很多時候需要首先在某個極為細小、細分的領域里去完成一項任務，也就是說，成為學術工業機器上的一個工作員。

我也曾和法國學者友人聊過這份擔憂。他認為我的看法是對的，但可以去歐洲，歐洲學術氛圍更概念化，和美國系統有所不同。這份解釋同樣沒有完全打消我的疑慮。

那是一個所有人都在面臨人生選擇的年齡，生活像是有著若干種可能性，任何一種選擇又都將意味著和若干種可能性從此分道揚鑣。有的人會更喜歡在一個既定的系統里扮演一個分子，擁有一個細分的位置不會造成局促，反而是安全和滿足，有的人例如我，想要的首先是不受任何一種系統的束縛，很難愿意接受在一個細分的空間里停留，因為每一刻的好奇都屬于墻外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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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關于所有和局部的焦慮，同樣反射到了我的足球記者歷程中。

我一直想做一個國際足球記者。準確地說，是一個視野涵蓋歐洲和南美足球的記者。歐洲聯賽匯聚了世界足球的財富和精英，南美代表著自然和夢想。

當我以報道意甲開始記者生涯的時候，我無法滿足僅僅成為一個意甲專家。在完成意甲報道工作之余，總是會堅持補習其他國家足球的訊息。久而久之，我對整體和局部的看法也發生了變化，尤其是在意大利各地進行過深入的旅行和探訪以后，我明白那種一根筋地想要看到全局和整體的想法是錯誤的，每一個局部都可能自成一個世界、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一個俱樂部、一個球迷群體。

我的野心和自我要求并沒有改變，而是看問題的視角發生了改變。

如果說我在年少時期的焦慮更多是由世界觀引發的，在經歷過實踐之后，方法論成為了我更多關注的事情。現在我明白，要想真正了解一個國家的足球，首先需要掌握語言，其次要有實地旅行以及和當地人（同行、球迷）足夠多的交流，最后還需要關注該國內部的足球地緣關系，盡可能多關注不同的區域。

例如在巴西，一場南方的格雷米奧vs巴西國際“GRENAL”德比大戰，和一場北方的塞阿拉vs福塔萊薩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氛圍和概念。北方的德比熱烈但也歡快，兩隊甚至會有各自的美女啦啦隊爭奇斗艷，南方的“GRENAL”德比就像是阿根廷的河床vs博卡，或者是意大利的羅馬德比，球隊之間擁有超強的敵意，場內場外純粹是個火藥桶。

也就是說，要想真正實現視野覆蓋歐洲南美足球，絕對不可能有一本書、一個網站、一份報紙讓你獲得應有盡有的消息，而是需要帶著一個接一個攻克、持續更新的恒心，才有可能實現一國又一國的漸次通關。

反過來看，我當初對人文學科的工業化細分感到的恐懼或許也是夸張和多余的。如果我真的希望成為一個視野開闊的跨學科學者，同樣需要一步一步地走過來，局部分工也可以是方法論的準備期和訓練期。當然，那樣的難度要比成為一個了解南美和歐洲的足球記者大很多，可能真正的問題其實不是焦慮，而是我的野心和信心本就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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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的巴薩在伯納烏4比0大勝皇馬。放在半年前，誰能相信一支球隊在短短幾個月間發生如此天翻地覆的變化？皇馬仍會贏得本賽季西甲冠軍，但卻帶著這份0比4的恥辱；巴薩無法問鼎本賽季西甲，卻為下賽季積累了巨大的自信。

我在《馬卡報》上注意到了巴塞羅那前主帥費雷爾對哈維的評價。他認為巴塞羅那的足球不應該被稱為克魯伊夫哲學，更準確的應該是荷蘭足球理念在巴薩的不斷發展演化。克魯伊夫在70年代把荷蘭足球帶到了巴薩，90年代執教奠定了巴薩的風格基礎，強調控球和跑位，強調進攻時一環扣一環的“島鏈攻勢”，之后的每一個主教練都在這個基礎上加入了自己的個人印記。

例如哈維的足球就和前幾任包括瓜迪奧拉都不太一樣，哈維的球隊進攻方式更直接。尤其是在上任初期遇到困難后，哈維從對位置的強調轉為增加對空間的利用，球隊更靠后，由守轉攻更致命，登貝萊在右路扮演了全能攻擊手的角色。

這里其實也涉及到前面的整體和局部話題。巴塞羅那整整30年堅持一種既定的風格，成績好的時候受人肯定，成績不好的時候也被罵得很慘。既定風格既提供了好處和戰績，同時也時常成為麻煩，例如一些好球員到了巴薩怎么也無法適應。

反過來，又有多少人真的可以深入研究世界足球大多數流派并形成一種自己的風格？特拉帕托尼、里皮和卡佩羅都是喜歡嘗試各種新潮陣型的教練，但是他們的足球都是意大利足球，防守為先的足球。

從這個意義上說，巴薩的足球傳承其實方便了像瓜迪奧拉、哈維這樣的前球員成為教練。他們太熟悉巴薩獨有的風格基礎，同時憑借多年的球員經驗、包括在別處闖蕩的經歷，又給巴薩的原有風格注入了新內容、進行了更適應當下足球環境的調整。對局部的專注同樣可以營造一個廣闊的空間，實現富有包容性的成績。

我認為這一點同樣可以解釋中國足球為什么越來越差。大多數足球教練可能和多年前站在人生路口的我一樣，誤以為自己有可能綜合全面地學到世界足球各種流派的內容，卻從未有人做到對其中一種進行最扎實深入的鉆研。到最后，對一切的認識都是泛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