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霍爾頓

2016年11月16日，時年43歲的前英格蘭職業球員安迪·伍德沃德面對《衛報》采訪，公開講述了自己11歲時曾遭青訓教練性侵的悲慘經歷，并呼吁更多受害者挺身而出，揭露足壇這不為人知的黑暗篇章。受到伍德沃德的感召，一夜之間，無數有著相同經歷的受害者站了出來。人們驚訝于孕育希望的青訓學院和英才中心竟曾令大批兒童或青少年感到絕望，質疑、謾罵和反對投向英足總，時任主席克拉克將此事件描述為“英足總歷史上面臨的最大危機之一”。

這次英國足壇重大性侵丑聞持續發酵，面對民眾徹查真相的要求，足總委托皇家律師克萊夫·謝爾登對1970年間至2005年發生的性侵案進行調查。克拉克當時承諾會配合各方調查到底，并向社會公布調查結果。歷時4年，足總終于在本周三下午正式公布謝爾登的調查報告，報告長達710頁，謝爾登開篇即向受害者致歉，因為“這起調查令幸存者們等了太久”。而力主調查的克拉克，已在去年因歧視性言論辭去足總主席一職。

謝爾登對此解釋道，推遲公布調查報告是因為希望等待更多涉事俱樂部結束其自行展開的調查，以收集更多證詞與證據。其中南安普敦至今沒有完成對隊史臭名昭著的青訓教練鮑勃·希金斯的調查，謝爾登建議足總待圣徒得出結論，再更新這份報告。

這份對1970-2005年足壇兒童性侵問題的獨立調查報告分為八章，本文只詳述摘要的重點部分。之所以將調查集中在這35年間，除了已知性侵案多數發生在此期間之外，也與英足總的改革不無關系。足總組織僵化、貪腐事件與金融犯罪等問題積弊已久，工黨執政期間對此重拳出擊，獨立足球委員會（IFC）應運而生。自我監管的相對完善，使得足總“只調查，不處理”的情況逐漸改善。而在2005年，IFC發布了對足總保障制度的詳細調查，認為足總在這一領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指導、培訓、管理和信息都非常專業、全面且多元化”。肯定了足總在保護兒童與青少年方面的努力與成效。

依照英國犯罪信息數據庫截至2020年8月7日的統計顯示，在1970-2005年間，英足壇出現大量的性侵事件，其中嫌疑人為240名，受害者則多達692人，數字觸目驚心。涉事俱樂部既有頂級豪門，也有業余球隊。青訓藏污納垢，犯罪者以足球為掩護，利用球探或教練身份毀掉無數孩子的人生，為何遲遲未被發現，直至釀成惡性事件，其所屬俱樂部以及英足總究竟負有哪些責任？

通過對幾大代表性惡人的調查發現，多數俱樂部對這些青訓教練的異常之處有所察覺，但均未采取應對行動：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自然當屬本奈爾（上圖），其罪行橫跨上世紀70、80、90年代期間，涉及曼城、克魯與斯托克城三隊。本奈爾分別在1975-1979年末和1981-1984年初任職曼城兼職球探、教練及運營，而在1979年-1981年這段未在藍月工作的時間，有證據顯示，他持續向與曼城有關聯的初級球隊推薦小球員，并將他們輸送給曼城。曼城高管知道有關本奈爾的流言，并對其行為感到擔憂，部分工作人員私下似乎曾提到本奈爾是個“戀童癖”，也意識到有小球員在其家中過夜。俱樂部并未對此展開調查。

本奈爾在1985年1月-1989年9月和1990年8月-1992年1月期間于克魯任職。柴郡警方調查報告顯示：沒有證據能夠表明克魯對本奈爾的犯罪行為知情。調查團對警方的結論并無異議，但克魯方面提供的資料表明，俱樂部曾有3名董事討論多對本奈爾的擔憂，主席可能從曼城方面收到相關信息，當時一名高級警督建議對本奈爾保持觀察，但主席并未照做。

在1992-1994年間，本奈爾來到了斯托克城任青年隊臨時教練兼球探，有證據顯示，球隊工作人員對于康奈爾戀童謠言有所耳聞，卻未采取措施。

第二是鮑勃·希金斯，其受害者名單多達百人。他在1974-1989年間長期供職于南安普敦青訓系統，起初是俱樂部球探與當地代表，而后升遷，在1980-1989年間擔任青訓發展官員。目前已知信息顯示：70年代期間，曾有一名對希金斯行為抱有懷疑的校長聯系過圣徒，工作人員間有傳聞稱，希金斯為男孩們提供“肥皂水按摩”；1989年2月，圣徒學徒揭發希金斯性侵惡行，隨后希金斯離開球隊，而俱樂部直到6月才將此事告知警方。

1994年8月-1995年8月，希金斯赴彼得伯勒擔任U16主帥，雖然他在此期間并未受到指控，但向他提供這份工作的，正是英足壇另一大罪行累累的兒童性侵犯——基特·卡森。

第三，卡森被指控在1978-2009年間性侵多名11-15歲的男孩，他的案件在2019年1月7日于劍橋開審，而審判初日，卡森便死于車禍，逃脫法律的制裁。他在1983-1993年間任諾維奇青訓教練，有傳言稱他離開球隊是因為同小孩“胡鬧”；1993-2001，卡森任彼得伯勒青訓主管，在此期間吸引了同類希金斯，并將后者引薦給球隊；2001年，卡森入職劍橋聯任人才發展主管，2004-2005年10月，升任青訓主管。

第四，泰德·蘭福德。2007年，蘭福德承認曾在從事足球期間對4名男孩實施猥褻及嚴重猥褻的罪名。他為阿斯頓維拉工作多年，在1976（或更早）至1980-81賽季擔任俱樂部球探，同時主管一支與維拉關聯緊密的青年隊。隨后他加入萊斯特城，擔任球探并主管一支同藍狐關系緊密的青年隊，直至1987年。1987-1989年，蘭福德回到維拉供職，1989年5月，有人向俱樂部投訴蘭福德在一次瑞典行中有不恰當的性行為，7月，維拉將蘭福德開除，但未向警方報告此事。

第五，克里斯·吉勒。吉勒在1971-2002年供職于女王公園巡游者，最初是球探，1979年升任青年隊發展主管，最后主管青訓。無數前QPR學徒指控吉勒曾有性侵行為。而在1987-88賽季，有一名青訓球員揭發吉勒惡行，俱樂部展開調查，但從醫生提供的證據來看，QPR認為球員的指控毫無根據。

第六，弗蘭克·羅珀。此君在1960年代末-1980年代末任布萊克浦球探，與青年隊關系緊密。他前科無數，且均被警方記錄在案：1960年、1961年、1965年和1984年都被判猥褻未成年人罪名成立。由于時代所限，俱樂部缺乏獲取犯罪信息的機制與渠道，沒有證據表明布萊克浦對羅珀的犯罪經歷知情。但在羅珀任球探期間，俱樂部知道他經常給小孩送錢或者禮物，甚至資助他們出國旅行，卻并未起疑，是為失察。

第七，埃迪·希思。又一個罪行累累的戀童癖，禍害球隊無數，包括熱刺和切爾西，卻從未因其所犯罪行而遭到調查或起訴。1.萊頓東方（1960-1967），有雇員知道隊中男孩會去希思公寓；2.熱刺（1967.3-1968.6），部分學徒曾對希思舉動起疑，但由于這兩段經歷不在調查追溯期內，所以未做詳述；3.切爾西（1968.6.1-1979.11.30），希思擔任藍軍首席球探，參與小球員訓練，當時一名前助教曾指控希思行為，且與時任代理主帥商量辦法，此事不了了之，切爾西未提起重視，嚴重失察；4.米爾沃爾（1980-1981，僅4個月），擔任青訓球探，但時間過短，不足以引起球隊警覺；查爾頓競技（1981.11-1983.12），任青訓發展官員。

第八，喬治·奧蒙德。性侵慣犯，2018年2月的初審中，被主審法官描述為：針對小男孩的掠奪性施虐者。1980年代至1990年代為紐卡斯爾聯扮演著各種角色，還因向小球員提供往返于住處與訓練基地的接送服務而得到了“地鼠”的綽號。期間他在加入紐卡前的犯罪行為敗露，引起英才中心一主管和官員的注意，但俱樂部行動遲緩，直到7個月后才將希思開除，且未上報高層和警方，“巨大失敗”。

上述證據取自各俱樂部提供的資料與其自查報告。謝爾登認為，俱樂部對性侵丑聞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忽視犯罪信號、不采取行動、向高層/警方隱瞞、處理緩慢以及沒有對揭露罪行的男孩及其他球員提供足夠的保護種種應對手段，最終助長了犯罪的發生。

相對俱樂部而言，足總有小錯無大過。謝爾登的調查結論是，英足總早期并沒有兒童保障方面的意識，由于缺少相應培訓，導致俱樂部和工作人員對此知之甚少。直到1998-99賽季，這一問題才得到重視，各級聯賽俱樂部的青訓和英才中心都被要求接受相關培訓。而在1995年，本奈爾帶隊參加美國行期間，被曝出在佛羅里達性侵隊中一名男孩，足總后知后覺，這才意識到足球并不對體育幼童性侵丑聞免疫。在此之前，足總對一切并不知情。在1995-2005年間，英足總的應對行動遲緩，一直沒有出臺實際措施，這是無可辯駁的重大缺陷。

謝爾登在報告中向足總提出13條強化兒童安全保障的建議，其中包括：安排家長/監護人、球員/青訓球員接受保護培訓；足總董事會/高管、俱樂部高管每3年定期接受一次保護培訓；指派一名高管專門負責保障問題；開展傾聽兒童聲音的“五年計劃”；要求業余球隊出臺保護政策；在現有基礎上增強對業余球隊的抽查力度；保證俱樂部安全保障官員定期向董事會匯報相關事宜，英超和英冠的保障官員必須由專人全職擔任，且有薪資收入，英甲英乙允許兼職，但必須保證50%的工作時間；足總每年定期發布保障報告，必須包括主席聲明；發起相關社媒及網絡運動；設立一個專門與足球安全保障相關的全國性日期。

上述建議卻遭到諸如《泰晤士報》首席記者亨利·溫特等業內人士的奚落，評論亦認為謝爾登作為一個“外行”，將這些實行已久的措施作為建議放進官方報告中，令人貽笑大方。這些對足球運動抱有優越感、對弱勢群體缺乏同理心的男性行家或許更期待謝爾登能夠創新，對此，一位名為“安珀”的女球迷回復溫特的話卻不無道理，“雖然有些建議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落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不應該接受審查。我覺得，對如何發現性侵和提出不引導問題的答案進行更多培訓，將是一件好事。”畢竟，管理制度再完善，落實不到位也只能是空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