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勤伯

2003年我剛到歐洲的時候，對租房的法律法規毫無概念。離開中國以前，我在北京租住的一套小公寓，合同僅僅涉及月租金額。在搬走前，很簡單地通知房東，把鑰匙交還給他，然后就一切OK了。

在意大利最初一段時間，我們住在米蘭城的華僑家里。2005年，我在圣西羅體育場附近找到一個小公寓，當時房東剛剛掛出租房告示，我碰巧路過，就這樣談定了。也是這時候我才知道，意大利最正式的租房合同是4+4合同。

實際一簽幾乎就是8年。在這段時間里，除非房東能夠拿出具備不可抗力的理由，例如不幸失去本城其他住所，家中添丁(子女畢業)需要住房，否則沒有中斷合同的可能性。租金會隨著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通脹指數上調，但不是房東可以隨意決定的。

剛好在這一年，我去德國采訪聯合會杯，從一份華人報紙上讀到了一位法學博士的文章。他解讀了德國的租房法律，和意大利的基本相似。文章開篇就談到，德國憲法規定，德國是一個社會國家，德國的租房、勞工等方面的法律一個基本出發點是：房東和雇主一樣，代表的是資本，資本在租客、雇員面前具備不平等的先天優勢，因此法律有義務平衡這種先天不平等關系，對資本的約束多于對個人的約束。

在4+4租房合同中，房客如果想要提前終止合同，只需要按照約定的時間(3-6個月)提前通知房東即可，而房東卻沒有同樣的權利。在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關系上，歐洲也存在同樣的法律傾斜，雇主并不對雇員擁有恣意的生殺大權。

在那個年代(現在其實也是一樣)，中文媒體對西歐足球的勞資關系極少進行深入研究和解讀，中國足球俱樂部和球員之間仍然是“包身工”關系，俱樂部和球員合同1年1簽，球員在新的一年能得到怎樣的收入，看自己表現，也看老板臉色，到合同到期以后，球員不能自由身離開。

像意大利足球代表球員群體和俱樂部進行談判的“球員工會”，以及“球員工會”與代表資方的俱樂部“職業聯盟”簽定的“集體合同”，在當時的中國足球也是不存在的。

這樣的研究往往讓中文足球記者望而卻步，因為他們首先不明白歐洲法律的基本精神，甚至有人把足壇的法律法規都視作是足協下發的文件。對我來說，除了自己抱有鉆研愿望，同時也有機緣巧合，例如從在德國讀到的那篇文章獲得的重要出發點。時間久遠，我已經忘記了那個法律博士的名字，無從表達感謝，但這就是寫作的力量和閱讀的奇妙，幫助你和你幫助的人，既陌生又在意料之外。

少年兒童(或者死忠球迷)喜愛的足球故事情節，常常建立在忠誠與熱愛壓倒一切權益的倫理基礎上。而實際生活中，球員和俱樂部之間的勞資矛盾總是存在，有時候甚至無比尖銳。

資本在人的面前，到底有哪些恣意妄為的可能？

恰恰是由于法規的預防作用，我們往往不容易看到資本的本來面目。但只要給出半點空間，資方絕對不會放棄機會。

讓我們看看最近備受關注的意甲前鋒大騰挪，米利克從那不勒斯去羅馬、哲科從羅馬去尤文圖斯。原本被認為只剩體檢程序的轉會，卻沒有在意甲賽季開戰之前發生。

無論是羅馬和那不勒斯，還是尤文圖斯和羅馬，都已經就球員轉會細節達成了協議，從轉會金額到付款方式。然而事情卻在米利克乘坐私人飛機去瑞士專業診所檢查膝關節以后發生了逆轉。意甲首輪比賽時，米利克暫時還呆在自己位于那不勒斯海邊的家中，既沒有隨那不勒斯去帕爾馬客場，也不肯定本賽季就會身披羅馬球衣。哲科轉會尤文也因此擱置。

這是因為那不勒斯老板德勞倫蒂斯采取了很多意甲老板慣常的操作，扣下了轉會市場關閉之前2個月的球員薪水，也就是7月和8月的薪水。由于俱樂部同樣可能成為例如贊助商、轉播商欠費的受害者，所以規則給了俱樂部這樣的寬限，只要那不勒斯在9月30日之前發放此前2個月的欠薪，都不構成違規。

但德勞倫蒂斯等意甲主席非常喜歡利用這樣的規則漏洞，如果球員急于轉會去了一個薪水更高的地方，他們就會借此機會提出讓球員放棄最后2個月的薪水。

這樣的操作當然有違契約精神，一個人怎么可以付出一個月的勞動卻沒有領到薪水，對于職業生涯只有那么十幾年的足球運動員來說，每個月的勞動都是珍貴的。

然而既然規則存在漏洞，資本就不可能不去鉆營。德勞倫蒂斯這樣做，洛蒂托也這樣做，很多俱樂部主席都這樣做。今年德勞倫蒂斯已經在巴西球員阿蘭身上得逞了，為了加盟埃弗頓，阿蘭確實簽字放棄了拖欠的月薪。

巴西球員總體來說性情比較溫和，不愛為一口氣跟人干到底，埃弗頓提供的薪水不菲，為了盡快投奔恩師安切洛蒂，阿蘭沒有太多猶豫。

但米利克是個做事一板一眼的人，在他看來，德勞倫蒂斯的做法就是存心勒索，和那不勒斯當地的黑手黨沒有區別，盡管加盟羅馬意味著他的收入從稅后250萬漲到450萬，但他為什么要對無賴操作屈服？

很多人喜歡談論某個老板人好，某個老板格外慷慨，某個老板又如何吝嗇。這種討論忽略的基本事實是：如果資本不受規則限制，它會輕易地凌駕于所有人。

在蘇亞雷斯和巴塞羅那的糾紛中，曾有一種說法是，如果巴塞羅那給烏拉圭前鋒補足了他和尤文圖斯合同金額的差價，蘇亞雷斯就應該接受轉會。這種想法體現的是對上述歐洲法律基本精神的不了解。如果認為補足工資差價蘇亞雷斯就必須接受轉會，恰恰是一種潛在的人販子思維，認為資本可以對人為所欲為。

同樣的話題在意大利足壇的勞資關系中有過一次激烈討論。當時洛蒂托擔任職業聯盟代表，和托馬西為代表的球員工會談判新的“集體合同”。洛蒂托提出的一個條款：如果保證同等收入，球員不能拒絕轉會。

洛蒂托的想法是，他在拉齊奧之外還有意乙俱樂部薩勒尼塔納，哪個球員他不想要，就送去薩勒尼塔納，繼續支付原工資。球員深知只要踢意乙就意味著自己從此掉價，因此可能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條件轉會去其他意甲俱樂部。

這個條款當然是被球員工會堅決拒絕了。就算收入一致而且是同級別聯賽俱樂部，球員每次轉會涉及到的因素非常之多，例如自己的轉會到底意味著形象升值還是貶值，家人是否會喜歡新目的地，如果球員沒有拒絕的權利，世界上完全可能出現專業惡心球員的小俱樂部，負責為大俱樂部消化掉不喜歡的球員，最終讓他們放棄原合同規定的收入轉投別處。

對于蘇亞雷斯來說，巴塞羅那希望把他掃地出門，并不尊重原合同，幾乎等于對外宣布蘇亞雷斯已經一文不值，明示他是俱樂部成績下滑的主因。但球員的意愿并非如此，對于球員來說，俱樂部成績出問題不是一個兩個人的責任，這種補足差價掃地出門的方式，是以毀損球員個人形象的方式來推諉俱樂部管理層的罪責。

把管理層的責任推到雇員頭上，送客泄憤，也是資方常見的游戲。這是為什么烏拉圭人不會咽下這口氣，他是一條硬漢，他必須擁有自己選擇未來的權利，他需要尊重既有的合同，而不是資本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