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駐倫敦記者 劉川

隨著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宣稱英國已熬過了疫情爆發的“高峰期”，各級職業聯賽的重啟工作也立刻被提上了議事日程。雖然聯賽組織方還未正式宣布重啟日期和操作流程，但是諸如給比賽用球消毒，在賽前和賽后推行嚴格的檢測和隔離機制，這類相應的措施和建議都開始頻繁被媒體提及。不過與此同時，另一個問題也開始引發英格蘭媒體的熱議，那就是：過早地在疫情期間重啟足球賽事，在道德上是否正確？

團結社會or撕裂社會？

在探尋這個問題的答案之前，首先需要審視圈內人士對重啟聯賽動機的解釋。法國名宿圖拉姆認為，足球賽事能提振整個社會的士氣，為人們重新帶來團結和歸屬感，“人們總需要一些事情吸引注意力和釋放自己的情緒，足球賽事能讓人們徹底放松下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忘卻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它同時也能促進人們的交流，并讓人在情緒低落的時候感知到激情的存在。”

這看上去似乎是療愈現在歐洲社會低落士氣的一劑良藥，不過英冠球隊維康比主帥安斯沃斯卻并不認可這一觀點。英國不久前公布了截止到4月17日的全國確診死亡案例分布圖，這份數據顯示光是在倫敦，幾乎所有街區都有新冠死亡案例，唯一的區別是有的街區只有一兩個有親人亡故的家庭，而有的重災區有多達20個。安斯沃斯提醒那些躍躍欲試的同行們，多少考慮一下那些患者和死者家屬的感受，“在疫情還沒結束的情況下，你讓我現在率隊比賽，我會有強烈的不安感。因為可能就在同一個街區，就在你慶祝比賽勝利的同時，而隔壁鄰居的門外可能正停著一輛救護車，這種情況還是別發生為妙。”

有人認為安斯沃斯這一言論有道德綁架之嫌，因為即便沒有現在的疫情，這個社會也處在歡樂和悲傷的情緒混合并存的世界里。但是現在正以醫護人員身份奮戰在抗疫前線的愛爾蘭女足中場多拉·高曼則指出，至少在現階段疫情還未完全得到控制的情況下，體育賽事還是可能在公眾造成不太健康的情緒對立，“雖然在疫情爆發之前，我們在醫院也會見證類似生離死別的悲劇，但現階段的狀況實在太過慘烈了，且這樣的情緒也被更多地傳遞到了公眾那里。醫院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對很多人的精神而言，足以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社會各界也擔心過早地重啟聯賽，可能會擠兌現在緊缺的醫療資源。最明顯的是現在的檢測試劑，雖然各國都加大了試劑盒的生產，但是普通民眾仍然無法做到自由檢測。一旦球隊恢復訓練，勢必造成極大的檢測需求，因為球員和工作人員不可能一直呆在完全封閉的安全環境下，每天離開訓練場和比賽場，都意味著當天的檢測就此失去了意義，他們必須在下次重返球場時再次檢測，這勢必會消耗極其巨大的檢測資源。 

英冠球隊維康比主帥安斯沃斯

冒風險的不只是球員

球員和教練現在要面對的道德焦慮，也遠不止這些。一方面，歐洲社會將在5月中旬陸續開始復工復產，他們感覺自己也有責任出來工作；另一方面，他們的工作又實在太過特殊。比起自身要面臨的感染風險，球員其實更擔心自己在和外界密切接觸之后，會感染家里的高危易感人群。

在之前媒體所討論的各種重啟措施和預案當中，人們總是在想如何讓球員避免被傳染，但是卻忽略了在幾乎所有歐洲國家進入到社區傳播階段之后，球員感染后同樣有極大概率傳染給其他人。荷蘭馬斯特里赫特大學的教授施羅德·巴克就提醒外界在討論復賽的話題時不要反過來在道德上綁架球員，“這（重啟聯賽）早已不是球員個人的選擇，這同樣涉及到其他可能被你傷害到的群體，比如球員的家庭，甚至那些在他們感染患病后必須前來照料的醫護人員。”

安斯沃斯透露在維康比隊內，就有球員有這樣的現實顧慮，“我們就有一名球員平時和自己的祖母住在一起，如果提前重啟比賽的話，我們將置他于何地？不要和我說這只是零星個案，因為一個球員現在所面對的這類風險，和可能造成的后果已經是我們無法承受的了?！焙托枰崆皬凸さ钠渌しN相比，足球賽事不可能讓球員在比賽期間也保持社交距離，而讓球員佩戴相應的防護裝置又不太現實。

有意思的是，現在翻閱二戰時人們的日記，你會發現在80年前，人們其實也在談論體育在這個時候的尷尬處境。福特蒙特大學的社會歷史學家馬修·泰勒就在自己的專欄中寫道：“二戰時的人們如果能在空閑時間進行體育活動，或是參加相應的賽事，他們同時也會立刻意識到，那些正在戰場拼命的士兵可享受不到到這些快樂。這會給你帶來一種強烈的負罪感，一些人至少會立刻感覺到不安或者不適。”

而這在當時也最終割裂成兩類觀點，一派認為體育在戰時實在無關緊要，應該為其他事務讓路；而另一派則認為，要想在這個時候維持平民的日常生活，讓大家保持正常的心態和情緒，體育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如今在疫情中的情勢也依舊如此，在一派人眼里體育似乎是（防疫）秩序的破壞者；而在另一派人眼里，球員又變成了健康社會秩序的捍衛者，甚至他們在同時還得甘冒風險，并做好在某種意義上隨時犧牲的思想覺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