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壇周報全媒體記者 嚴俊

全球化浪潮與反全球化逆流的交鋒，在筑墻、脫歐的當下，勝負似乎難料，但在足球領域，接受全球化洗禮仍是大勢所趨。代表著國族認同的國家隊，普遍在消解種族、宗教信仰與意識形態的界限，甚至接受歸化外籍球員這一最極端方式。在以足球之名對抗狹隘民族主義的同時，諸多國家隊也受益于這種開放的心態。不過，相比于中國足球剛開始走歸化這條路，早已熟門熟路的歐洲群雄，在近十年里反而降低了歸化球員的比重，邁向了新的方向。

重后裔，輕歸化

近十年里，普遍擁有強大經濟實力、高度商業化聯賽與完備青訓體系的歐洲群雄紛紛發現，向生于本國的移民后裔、對本國擁有文化認同感的新移民、循父母或祖父母血緣關系獲得資格的“后裔球員”敞開懷抱，國家隊便可以擁有足夠的人才庫，不必刻意尋求沒有本國血統、定居滿5年的“歸化球員”。

近年成績飆升的英格蘭，便是這一思路的受益者，三獅軍團陣中黑人、亞裔和少數族裔(BAME)背景的球員比重大增——生于牙買加、5歲移民倫敦的斯特林就是代表，以風格而言，他可絕非傳統意義上的英格蘭球員——他們給球隊水平帶來了量變，并醞釀著質變。

法國則是這條路線的先行者與一代宗師，1998世界杯“黑-白-阿拉伯之隊”的勝利，在2018世界杯上得到完美復刻——德尚手下的冠軍23人里，所謂的“純血”法蘭西人僅有帕瓦爾和托萬，其余球員血統不一，但其中并無純粹的歸化球員，生于喀麥隆的烏姆蒂蒂和擁有菲律賓血統的阿雷奧拉都不是。

2014世界杯上，將波蘭移民(克洛澤)、加納裔(熱羅姆·博阿滕)、突尼斯裔(赫迪拉)等各路球員塑造成冠軍之師的德國，也不再需要進行歸化巴西人卡考的操作。

與這幾隊情形類似的球隊，普遍在這十年間風頭極勁：處于歐洲十字路口的比利時，在原殖民地民主剛果后裔(孔帕尼、盧卡庫兄弟等)、摩洛哥勞工移民后裔(費萊尼、沙茲利等)身上嘗到甜頭；永久中立國瑞士在南斯拉夫戰爭及其余波期間接受了諸多難民，難民后裔之中的球員后來也造福了瑞士國家隊；連瑞典都有伊布這位有著波斯尼亞穆斯林父親與克羅地亞天主教徒母親的非典型“北歐海盜”……

當然，如果國家隊某個位置上的人員儲備實在短缺，本國聯賽中又恰好有可歸化的對象，強國也會不拘一格。2008歐洲杯上曾受益于“巴西外援”后腰塞納的西班牙，在中鋒位的比利亞、托雷斯老去后，于2013年歸化了曾代表巴西出戰2場友誼賽的迭戈·科斯塔，不過結果并不如意。

葡萄牙本世紀前十年從前殖民地引進過德科、佩佩、列德松等人，今年3月又從巴西歸化了中鋒迭戈·索薩，試圖給C羅尋找合適的僚機，但這位在葡超大器晚成的高中鋒很快在夏天加盟中超深圳佳兆業，并隨隊降級。

意大利也在后腰位置上先后召過蒂亞戈·莫塔(曾為巴西出場2次)、羅慕洛、若日尼奧等巴西人，但他們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歸化球員，因為祖上都是意大利移民，且至少祖父母一輩還保留著雙重國籍。

黑馬養成術？

足壇列強從無大規模歸化的必要，非傳統豪門則需要這種速效的手段。俄羅斯國家隊有在2018年本土世界杯上打出成績的政治任務，早早掀起引援潮，召入生于前蘇聯的前德國國家隊/國青球員諾伊施泰特、勞施等人之外，還通過普京簽發的總統令歸化了巴西人吉列爾梅、阿里和馬里奧·費爾南德斯，結果右后衛費爾南德斯成為了挺進世界杯8強的骨干。

烏克蘭也試圖走同一路線，早先只有歸化巴西人埃德馬爾這一先例的他們，近年在舍甫琴科認可下，接連將頓涅茨克礦工宿將馬洛斯、天津權健舊將摩拉斯收歸帳下，倒也如愿挺進2020歐洲杯。不過，求助于歸化也得有一定實力基礎，連高加索地區的亞美尼亞、阿塞拜疆近年都歸化了巴西球員，這些球隊就沒有成績的大幅提高。

弱隊求助于后裔球員，同樣擁有顯著的成功案例。二戰后，馬格里布勞工移民潮水般涌入西歐參與重建，移民后裔中的球員在成熟體系中成長，素質普遍超過北非本土產品，這就讓北非諸國有了通過血統召回這類球員充實自身陣容的捷徑。尤其是法國足壇人才大爆炸，一支法國隊根本用不了如此多選手，只需要“法國制造”便可以喂飽北非諸國。于是在近年的世界杯賽場上，法國出生的北非裔球員，幫助阿爾及利亞、突尼斯、摩洛哥先后晉級正賽乃至淘汰賽，2019年稱雄非洲杯的阿爾及利亞陣中，隊長馬赫雷斯、賽事金球本納塞、金手套姆布勒希等最關鍵球員悉數生于法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