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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8年世界杯的主辦權，在1966年的倫敦大會上就決定了。當時聯邦德國和西班牙爭搶世界杯主辦權，最終國際足聯決定一家給一個：聯邦德國主辦1974年世界杯，西班牙則主辦1982年世界杯；中間的1978年世界杯應該給美洲，本來墨西哥是阿根廷有力的競爭對手（哥倫比亞早早退出），但在1964年墨西哥被授予了1970年世界杯舉辦權（阿根廷在投票中排第二），所以也退出了申辦，阿根廷順利的拿到了世界杯主辦權。

《足球：與敵對抗》

12年的時間，對于當時政局動蕩的阿根廷來說，確實太長了。西蒙·庫珀的《足球：與敵對抗（Football Against The Enemy）》一書中記載了這么一則笑話：當你開車經過阿根廷軍事學院時，就會有人和你說：“看啊，我們未來的總統正在那里訓練。”1966年阿根廷獲得主辦權的時候，翁加尼亞將軍剛剛通過軍事政變上臺，到了1978年世界杯開始時，阿根廷已先后經歷三次軍事政變、四個總統（其中就包括庇隆和“阿根廷別為我哭泣”那位庇隆夫人）。

庇隆夫人

1976年，也就是世界杯舉行前兩年，阿根廷經歷了一次血腥的軍事政變，魏地拉將軍（Jorge Rafaél Videla）作為軍政府首腦推翻庇隆夫人上臺。在魏地拉軍政府統治期間（1976年到1983年，包括魏地拉的一些繼任者），阿根廷共有1.5萬到3萬人“人間蒸發”，最常見的“消滅”方法包括把人從飛越拉普拉塔河的飛機上推下去。魏地拉因此也在軍政府還政于民之后，多次被起訴反人類罪，直至2013年在獄中去世。

魏地拉將軍（中）

軍政府當時很快意識到，有必要辦好世界杯，一來這能證明他們的執政能力，足以保證一個安全穩定的阿根廷，二來也能增加民族凝聚力。軍政府的一個標語就是“2500萬阿根廷人將參與這屆世界杯（play in the World Cup）”，結果后來被人改成了“2500萬阿根廷人將為這屆世界杯付賬（pay for the World Cup）”。

在財務上，軍政府把世界杯作為第一要務：全國預算的10%被用于籌備世界杯相關項，其中包括翻修河床、薩斯菲爾德、羅薩里奧中央等球隊的球場，建設幾個新球場，建設新聞中心，建設彩色電視的轉播系統，改善機場和公路交通等。盡管官方稱總成本只有7000萬到1億美元，但實際成本應是支出了7億美元左右，這是4年后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總花費的3倍。

魏地拉當政期間，阿根廷實行了嚴酷的軍管統治

盡管如此，軍政府還是沒錢改建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貧民窟。為了首都的“面子”問題，軍政府靈機一動在貧民區周圍樹起了混凝土墻，眼不見為凈。又為了說明這些錢花得值得，財政部長聲稱世界杯將吸引到5萬名游客——實際上世界杯期間到阿根廷的游客不到1萬人。

相當一部分費用都被腐敗浪費掉了。阿根廷世界杯組委會的第一任主席是奧馬爾·阿克蒂斯（Omar Actis）將軍，在1940年代曾是河床三隊的球員，他上任不久就在前往第一次新聞發布會的路上，遭遇汽車炸彈身亡。人們普遍猜測，是后來繼任他職位的海軍上將拉科斯特（Carlos Alberto Lacoste）害死了他，目的是接過位置后進行斂財。拉科斯特任內最著名的一件事情，便是世組委工作人員給河床隊的草皮澆了海水，導致全部草皮被更換，這就是他的執政能力。

揭幕戰是衛冕冠軍聯邦德國對波蘭，魏地拉將軍刻意降低政府的軍方色彩，穿了一身便裝而非軍服出席開幕式。演講詞中，魏地拉還提到阿根廷世界杯要成為“和平世界杯”。

2、魏地拉將軍很清楚，除了主辦世界杯之外，最重要的還是球隊有實力去贏得世界杯。他要求阿根廷球員能“代表阿根廷最高水平”。為此，主教練梅諾蒂提出了要求：世界杯之前，禁止阿根廷球員向歐洲轉會，這也是阿根廷隊只有肯佩斯一個人在國外效力（巴倫西亞）的原因。

肯佩斯

阿根廷第一場比賽的對手是匈牙利，他們走入紀念碑體育場時，狂熱的球迷讓漫天的碎紙片飛揚，這是1978年世界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場景之一。盡管匈牙利在第10分鐘就取得了領先，但阿根廷很快扳回一球，最終在第83分鐘完成逆轉。

漫天飄舞的白色紙片成為了阿根廷世界杯的經典記憶之一

小組賽第二輪，阿根廷2比1擊敗法國，和意大利攜手出線。小組最后一戰，他們0比1輸給了意大利，這導致阿根廷人記恨上了當值主裁、以色列人克萊因，最終當時世界上最好的主裁判克萊因沒能吹上決賽。這場輸球讓阿根廷進入了第二階段小組賽的B組，對手包括波蘭、巴西和秘魯。第二階段小組賽第一場，阿根廷2比0輕取波蘭。但第二場，他們與巴西0比0戰平。

阿根廷負于意大利，屈居小組第二

巴西隊取得了另外兩場小組賽的勝利，這意味著阿根廷要進入決賽（第二階段只有小組第一才能進決賽），就必須戰勝秘魯、而且凈勝球或總進球要超過巴西，也就是至少要4比0戰勝秘魯。秘魯既然能進入第二階段小組賽，實力肯定也不錯，怎么會被對手進那么多球呢？事實證明，阿根廷能做到，他們最終6比0大破秘魯，擠掉巴西晉級決賽。

大敗秘魯隊，阿根廷擠掉巴西晉級決賽

問題是：怎么做到的？這也是世界杯歷史上最大的一個陰謀論。巴西人認為，秘魯門將出生在阿根廷，所以他放水了。但真實情況可能遠比這個說法復雜，因為這不是個人層面的陰謀，而是政府層面的陰謀。1986年，在英格蘭對阿根廷的比賽之前，《星期日泰晤士報》踢爆一條重磅新聞：有證據表明，阿根廷給秘魯送去了3.5萬噸谷物，也許還有部分軍火，阿根廷央行則解除了對秘魯在阿根廷5000萬美元資產的凍結。

拉美臭名昭著的“禿鷲計劃”曾掀起血雨腥風

《臟臉天使：阿根廷足球史（Angels With Dirty Faces: The Footballing History of Argentina）》一書中說，一個秘魯前參議員萊德斯馬（Genaro Ledesma）2012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個法庭上，提交了新的證據：秘魯放水，作為當時南美幾個軍政府之間“禿鷲計劃”的一部分；萊德斯馬還說，秘魯當時的軍政府首腦給阿根廷送來了13名政治犯，讓阿根廷人對他們進行酷刑虐待，魏地拉接受了這一任務，條件是秘魯放水。萊德斯馬說：“魏地拉需要贏得世界杯，因為這能洗刷阿根廷在全球的壞名聲。”

《臟臉天使：阿根廷足球史》

秘魯隊當時的中場球員貝拉斯克斯（José Velásquez）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們是否受到了壓力？是的。什么壓力？政府的壓力。政府給球隊領隊壓力，領隊給主教練壓力。”貝拉克拉斯在下半場第55分鐘被換下，他說：“當時我們已經兩球落后，根本沒有理由換我，我是球隊重要一員。所以你們怎么想？”不過貝拉克拉斯的記憶顯然有誤，因為他被換下時秘魯隊已經0比4大幅落后，而不是只落后兩球。

秘魯隊長瓊皮塔斯（Héctor Chumpitaz）則講述了另外一個故事，開賽前魏地拉將軍和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一起到他們更衣室看望了他們。基辛格是一個老球迷，這年一月他剛剛卸任美國國務卿。他是個現實主義政治家，所以支持魏地拉。瓊皮塔斯說：“我們互相看著，都很奇怪：這兩人難道不應該去阿根廷更衣室嗎？我是說，他們祝我們好運？為什么？”當然，這一切都是旁證，并無直接證據，而在沒有直接證據前，一切都只是陰謀論。

基辛格與魏地拉

3、決賽之前，阿根廷頭號球星肯佩斯感到了巨大的壓力。第三門將巴利（Héctor Baley）提議，帶他去釣魚。肯佩斯后來說：“我根本不喜歡釣魚，但那時候壓力太大了。梅諾蒂批準了，但要求我們10點前回來訓練。巴利在半夜叫醒了我，我們帶上了所有的漁具，我都不知道他哪來的這些。那個地方太冷了，早晨我們帶著4條魚回來交給了廚師。隊友們看到當天午餐我們能吃到新鮮的魚，都非常艷羨。”

就這樣，阿根廷最終在決賽中擊敗了荷蘭，捧起了該國歷史上第一座世界杯。肯佩斯成為他們的英雄，據說這個職業生涯沒有吃過紅黃牌的公平競賽模范也有陰招：他老在大腿上涂一種氣味異常強烈的油，他的對手都說那味道像發酵的飲料或者腐爛的菜肴，也許有點像“東方神水”。第一階段小組賽他沒有能進球，主教練梅諾蒂因此要求他把胡子刮了，“當時我只是個玩笑，沒料到這真的起到了作用！”最終肯佩斯以6球捧起了金靴。

著名記者、《世界杯故事》的作者格蘭維爾認為，1978年的阿根廷隊，是他看過的最糟糕的世界杯冠軍，“這屆杯賽到處都是保守足球、暴脾氣的球員、可怕的裁判判罰還有秘魯隊的投降。”當然，對于阿根廷人來說，這一切都不重要，布宜諾斯艾利斯有60%的人口走上大街慶祝。

1978年世界杯捧杯，對于阿根廷政治的走勢有什么樣的影響呢？就在杯賽舉行期間，又有29名阿根廷公民被軍政府抓走。在距離紀念碑球場只有10分鐘的地方，就有一座監獄，在1976到1983年間關押有5000名犯人，最終只有150人幸存。世界杯期間，這里甚至能聽到球場內的歡呼聲。獄警有時候允許囚犯聽廣播直播，而綽號“老虎”的典獄長阿科斯塔在決賽贏球后還帶著幾個犯人開車上街，讓他們看看外面歡慶的人流，意思是人民“根本不關心他們的抗議”。

其實，對于阿根廷隊上下來說，奪冠也是一種道德的兩難。阿根廷門將菲略爾（Ubaldo Fillol）說：“我們的奪冠因為軍政府的牽扯而受到了玷污。對很多人來說，提起1978年世界杯，就想起3萬名失蹤人口。但我們球員并沒有酷刑虐待或殺死任何一個人，我們只是幫助我們的國家取得一點歡樂，我們勇敢地捍衛了阿根廷的國旗，我不會為此感到羞愧。”球員里卡多·比利亞（Ricardo Villa）說，如果他當時知道發生了什么，他是不會參加世界杯的。而參加了1974年世界杯的卡拉斯科薩就真的拒絕參賽了。

梅諾蒂本人在后來的自傳中《大巧不工（Fútbol sin trampa – Football Without Tricks）》說到，他對于軍政府會用世界杯宣傳心知肚明，他是不舒服的，因為這和他的政治理念相悖。但作為主教練，他不可能不去爭取勝利。決賽開球前，他在更衣室里這么鼓動，“我們就是人民，我們是被壓迫階級，我們代表著是這個國家唯一合法的東西——足球。我們不是為了那些坐在貴賓席的軍官而踢球，我們代表的是自由，不是獨裁！”

決賽取勝，魏地拉向阿根廷球員豎起大拇指

在領取獎杯時，梅諾蒂作出了自己的姿態：拒絕和魏地拉將軍握手。德國足球記者舒爾茨后來認為，梅諾蒂通過勝利給人民傳達信息：只要有信心，就能擺脫軍政府，就像阿根廷能贏得世界杯一樣。梅諾蒂此后不久就開始了逃亡，并持續不斷地批評軍政府。

在某種意義上，世界杯也促成了軍政府的垮臺。1978年，阿根廷和智利為了三個小島的主權爭得不可開交，差點走向戰爭。軍政府認為從世界杯和邊界摩擦中找到了控制民意的好辦法，所以后來又開始了馬島戰爭，最終遭遇了恥辱的戰敗。有評論家認為，阿根廷軍政府之所以在1982年5月承認失敗，也是為了避免影響即將開始的西班牙世界杯。

在魏地拉當政期間痛失兒女的母親聯合起來組成“五月廣場母親”，敦促政府交待孩子們的下落

最終，阿根廷軍政府在1983年結束獨裁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