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馬德興報道

新疆隊在全國冠軍杯賽中1比9慘敗給日本札幌隊，再一次將中國青少年足球推到世人面前。不得不承認：中國足球的基礎之孱弱，在這一場比賽中或許更進一步暴露出來。但是，當各界一直在爭論著中國青少年足球“該往哪個方向發展”、“該走什么道路”、“何種模式適合中國足球發展”之時，這些問題其實不是根本，根本問題在于：我們中國足球特別是青少年足球去哪里找到一流的好教練？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扯再多也毫無意義。

中國足球從“爺爺”抓起

2008年北京奧運會后，記者曾在參與國內青少年足球調查過程中，寫過一篇文章《中國足球該從“爺爺”抓起》。盡管小平同志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曾指出，“足球從娃娃抓起！”從道理來說，青少年球員是一國足球未來的希望，但現實情況卻是：沒有好的基層教練員，也就不可能發現與挖掘出有潛質的苗子，也就不可能將那些有天賦的球員培養成才。而這些基層足球教練員某種程度上就是“爺爺”，如果不先培養出一批有造詣的基層教練員，中國足球很難有實質性的改變。

過去，中國的青少年足球依靠“少體校制度”，但不要忘了，能夠進入到這些少體校執教的，都是從專業隊中退下來的足球專業從業者，踢過專業足球，只是由于競爭更為激烈、未能進入更高層面的舞臺而被迫離開，但這些少體校教練共同之處在于：全部都是專業踢球出身。恰恰是因為他們都是專業踢球人員，所以才能發現和培養出一批接一批的好球員，逐步往上輸送。而現在中國足球在沒有了這些業余體校之后，基層教孩子踢球的專業人員已經越來越少。這何以保證有天賦的好苗子能夠冒出來？

當目前中國足球面臨人才斷檔、國家隊呈現青黃不接之時，一個不容忽略的事實是：我們的教練員斷檔情況較球員斷檔更為嚴重！就以今年中國足協組織的各級青少年國字號隊伍選聘為例，至今連一名主教練都未能選出來。這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我們的教練員斷檔情況。

青少年隊伍教練資質過低

從去年開始，記者曾多次在青少年隊伍中就教練員的資質情況展開過調查。譬如，去年5月中國足協青少部在香河基地組織2002年齡段選拔隊訓練營時，專門將這個年齡段的地方隊教練全部叫到香河基地，從5月9日至12日展開了一次為期3天的教練員培訓班，請中國足協的技術顧問斯蒂芬給教練員們講課。這些教練涵蓋中超、中甲梯隊以及地方足協為下屆青運會、下下屆全運會而組建的隊伍的主教練，都屬于“競技系列、精英系列”中的教練。結果，42名教練員中，沒有一人擁有職業級；擁有A級教練員證書僅僅只有4人；B級為10人，C級為20人，另外還有8人是D級。

去年底至今年初，中國足協青少部組織全國各個年齡段在南方展開冬訓、參加全國青少年錦標賽。這期間，記者專門對各個年齡段隊伍的教練員情況展開了一次調查。最終的結果同樣不容樂觀。同樣是2002年齡段即U14錦標賽，只有21支隊伍參賽，其中擁有A級教練員證書的為9人，這其中，4名外教全部都是A級教練員證書。這次的統計情況較2015年5月份時的情況是增加了5名A級教練員，可增加的5人中4人是外教。當然，C級與D級教練員的人數大幅度減少，這與隊伍數量減少有很大關系。可是，作為職業俱樂部的梯隊，依然還由D級教練帶隊，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關于各級隊伍的教練員資質情況，這里就不再展開專門介紹，本報所附的表格中，已經清晰地展現了目前中國青少年教練的整體情況。一個值得注意的是，職業級教練數量太少，不能不說是一大“硬傷”。中國足協組織的各級國字號隊伍主教練聘請，其中一條就是必須擁有職業級證書。僅這一條，其實就已經讓很多優秀帶隊教練“堵”在了國字號教練的大門之外。

當我們都在感慨日本青少年足球水平高時，我們不能忽略一個根本要素，就是青少年教練員的水平。日本職業聯盟明確要求，職業俱樂部梯隊負責人最低是A級，職業級的不在少數。而各個梯隊任主教練的一般都是A級，至少是B級。像這次率札幌隊到武漢參賽的主教練就是B級證書。

而在德國，德國足協的強制性要求是職業俱樂部U19、U17梯隊主教練必須至少擁有A級證書。所以，實際情況是：德國36家職業俱樂部的U19梯隊中，共29名A級教練員、23名職業級教練員；U17梯隊中共36名A級教練員、14名職業級教練員。對照一下中國青少年教練員隊伍的現狀，我們更清楚為什么我們的理念、訓練手段與方式顯得落伍了。

考試過關不等于具備資質

不能說中國足協不重視教練員培訓工作，但在整個過程中，中國足協存在著的最大工作誤區，就是把“通過足球教練員等級培訓考試”與“具備執教資質”兩個之間劃上等號。所以，中國足協技術部每年都會上報一個漂亮的數字，多少人通過了職業級證書、多少人通過了A級、B級、C級等各個級別的考核、下發了多少教練員證書。

可問題就出在這些所謂的等級證書上。不管是近鄰韓日還是歐美，他們足協對教練員的考核與等級審批制度，并不是以考試是否合格為標準，通過考試僅僅是其第一步，通過考試之后并不意味著他已經具備了資質，而是首先需要帶隊實踐，實踐課的時間遠遠超過考試突擊的時間。只有實踐課的課時達到要求、符合足協的基本要求，而且提供具體的教案，這之后，才能正式頒發執教證書。而且，拿到執教證書之后，每年必須“回爐”。“回爐”也是有課時要求的。但在中國足協，根本就沒有這一套。于是，教練員本身的質量也就可以想象了。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當我們在指責中國青少年教練員、基層教練員水平低下之時，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社會現實，即我們現在的基層教練員，究竟有多少時間與多少精力真正用于業務學習與業務研究上？

作為基層的青少年教練，其一多半的精力恐怕要用于“協調各種關系”之上，俱樂部或地方足協的梯隊教練，需要協調俱樂部與足協的上下(包括領導、部門等)關系、左右(父母、學校等)關系之上；其次是“安全”，確保小球員在自己的隊伍中不出事；再次是“管理”，除了訓練之外，其他生活、學習上的事務都要操心，可謂事無巨細。這之后，才是“訓練”。剩下那一部分，就是“比賽”。在這100％的精力中，能夠有10％到15％的精力真正用于訓練與比賽上，已經算是相當高的比率了。而且，基層教練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家庭與孩子。如此社會現實，單純指責我們的教練員“水平不行”，恐怕也是不公正的。

某種意義上，這其實進一步說明了“小足球與大社會”，有什么樣的社會就會有什么樣的足球。中國足球水平想要提高，從根本上來說，需要社會發展與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