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說古希臘的奧林匹克運動，就是現代奧運會創辦，也已經存在了120年。在這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始終伴隨著改革呼聲。1930年，國際奧委會就對一份《體育改革規劃》表示了高度關注。那份文件明確提出：“對體育的批評概括為三類：體力消耗過度，助長智力衰退，拜金主義和逐利思想的擴散。這些弊端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但責任不在運動員。負有責任的是家長、教師、公共權力；負有連帶責任的是體育聯合會的領導和報界。”80多年過去，當初看得清清楚楚的弊端解決得怎樣，相信沒有人會滿意，因此，才有了繼續深化改革的大聲疾呼，才有了最近三任國際奧委會主席力推的改革舉措，直至《奧林匹克2020議程》出臺。

不幸，在里約奧運會上，人們看到了改革的決心，更看到了一些項目競賽規則改革中的偏頗和世界奧林匹克運動非改不可的時代要求。這是大勢所趨，但絕不像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那樣簡單。

反興奮劑斗爭空前復雜。有人煞費苦心發難，就有人大傷腦筋解憂。手握早已獲得的證據，卻要耗到奧運會開幕臨近才拿出手，目的在于凈化公平競爭的環境，還是要看別人的狼狽和尷尬，答案不言自明。反興奮劑需要的是勇士，而不是只跟在他人身后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亞的霍頓口出不遜，指責孫楊有過興奮劑檢測陽性記錄，而另一位有違禁前科的明星菲爾普斯仍在劈波斬浪，被譽為最偉大的選手，因為他創紀錄地拿到了22枚奧運會金牌，還是因為他是美國人？沒有人提及菲爾普斯那段不光彩的往事，盡管大家都懂得做人要知錯就改，但不同的人改過之后，為什么要承受不同的對待？有些人說到東就難忘，說到西竟健忘，什么腦子！

關于判罰的申訴已經成為奧運會上必不可少的景觀，問題出在哪里？現在的競技項目，勝敗不是一個人說了算，通常會有多名判官一起執法。幾名裁判和仲裁如此默契地“黑”中國選手，或是商量好了精準地壓低中國選手得分，這樣的報道和評論怕是有心理問題了。不重放比賽的全過程，只選播中國選手占優的鏡頭，非但難以證明裁判有問題，反而有斷章取義之嫌，無異于幫倒忙，白費了好心。在被納入下屆奧運會的設項中，又有主觀打分的項目，爭議判罰與申訴只會增多，新的冤案注定是2020奧運會的熱點，不信，等著瞧！

國人對奧運爭光是否已經疲倦，熱度和興趣不再，媒體轉而聚焦賽外多有明顯娛樂色彩的段子或有爭議的風波。信息傳播者和受眾都需要重溫甚至是補課奧林匹克發展史。奧林匹克運動的核心是以競技方式對大眾，特別是對青少年進行思想文化教育的平臺，奪取金牌只是追求更快更高更強的具體體現，參與和取勝同樣重要。中國拿到500塊獎牌，難道是追求已經告一段落的標志嗎？賽場上的挫折同樣可以培養人的情操，而曲解奧林匹克精神則是有害無益。調整奧林匹克觀念，不會因為曾經成功舉辦過奧運會而一勞永逸。徐嘉余、傅園慧、汪順取得突破的信息得到強力傳播，但男子柔道拿到獎牌，少有人知道程訓釗的名字，因為媒體的目光中沒有收入這個名不見經傳的選手，各種“賽事預報”“奧運賽程”中都沒有將他的比賽列在其中。

改革，不僅是規則，最重要的還是觀念。體育競技經過錦標至上轉向利益主導，接下來向何處去？干凈的奧林匹克仍在理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