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世界里，媒體被喻為“第四權力”，構成了與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種社會力量，對三種政治權力起到制衡作用。如果說過去一年當國際足聯、歐足聯被各種丑聞搞得雞犬不寧時國際汽聯（FIA）為自己的清廉而驕傲，如今的F1排位賽規則鬧劇愈演愈烈，西方媒體幾乎想用自己的“特權”把FIA主席讓·托德“彈劾”。

排位賽鬧劇已經無需多言，最新的進展是上周日巴林大獎賽前由托德、“F1總裁”伯尼·埃克萊斯頓、11支車隊代表和輪胎供應商倍耐力一起召開的討論會，在舉行了90分鐘過后，竟然只協商出本周四做最后投票的結果，一時間引起了極大的憤怒。

三角體制

然而，在巴林事件上周六下午1點30分托德的非正式媒體會上，媒體向這位“無作為”的法國人進行了猛烈“炮擊”。整個新聞會長達70分鐘，其中20分鐘的激辯大有把托德送上斷頭臺的架勢，核心問題只有一個：為什么托德作為FIA主席不能帶頭真正管理這項運動的規則制定？用西方人的反諷說話，既然當前的民主制在規則制定過程中引起如此大的混亂，托德“獨裁”F1是否更好？

此處省去幾千字來解釋FIA、伯尼所代表的商業權利擁有者、車隊之間的政治斗爭。簡而言之，FIA是F1的最高管理機構，托德的前任馬克斯·莫斯利把百年商業推廣權賣給伯尼（現在為一家名叫CVC的投資公司所有）時出賣了一部分的規則制定權。后來，伯尼與車隊簽署所謂《協和協議》的商業協議——也是參賽協議——就讓車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參與規則制定。終于到了現在這份要道2020年到期的《協和協議》誕生了F1策略小組，由FIA、商業權利代表、法拉利為首的6支大車隊一起為F1的未來出謀劃策。策略小組帶來的方案交到F1委員會（同樣有FIA代表、商業權益代表，但是所有車隊都在列）投票表決，最后由世界汽車運動理事會（WMSC）終審。

就像美國總統礙于國會和最高法院的制約不能一人決定所有事情，F1策略小組的三方——暫時撇開車隊之間的不公平問題——總是因代表著不同利益而在很多問題上存在分歧。這次的排位賽規則修改鬧劇是所有缺陷的集中體現。

托德：獨裁時代已經過去

有人戲言莫斯利與伯尼“一唱一和”的時代是F1最好的時代，因為兩人直接——或者影響——制定了F1的種種條條框框，剩下來就看車隊如何生存、如何比賽。然而，2009年莫斯利因情色丑聞被逼下臺，帶著法拉利功勛的托德繼任后試圖進行一系列改革，但是此后的F1越來越受到抨擊，法國人帶來的F1民主體制是否管用成了靶子。

“你說你不是獨裁者，但F1是否需要獨裁者來讓它有效運轉？”向來對“托德之治”持有異見的英國記者犀利地說，“你是管理者、你是規則監管者，但是F1當前的監管方式對這項運動的發展很不健康。所有事情都在委員會被阻止，沒有任何事情能發展下去。我們都知道現在的（淘汰制）排位賽不會好看。你作為管理者理當站出來阻止這一切的發生，為了保護這項運動。”

托德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他顯然試圖立即扭轉自己在這場辯論中注定處于的弱勢。他說：“我明白你的輪胎，我可是一直讀你的博客。”這句話出乎當場所有人的意料。

“如果我獨裁的話，Q1和Q2跟現在一樣（淘汰制），但是時間長度要變，Q3回到2015年的樣子。但是，我被250名FIA成員選為主席，我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那樣會讓FIA被人起訴而且最后輸掉官司。這種事情經常發生在獨裁者身上。我們已經見證過無數比體育更加重大的事件，獨裁者總是在這上面栽跟頭。”

“在我看來，獨裁者的時代早已過時，我們有管理體制，我尊重管理體制，只要我還被選為FIA主席，我就會遵從這個管理體制。所以我覺得接下來你的問題會是：這個體制好嗎？這個體制不夠好，但是它已經存在了數十年。”

托德辯解稱F1策略小組并不是新事物，只不過是從前的競賽工作小組和技術工作小組的改頭換面，區別在于策略小組可以反對或同意某項議題，然后遞交F1委員會，而從前的兩個工作小組只負責討論，隨后就有F1委員會做第一步的審批。在托德看來，這兩者是“完全相同的”體制。

這個特殊的“三角體制”讓F1成為世界上唯一參賽隊參與規則制定的賽事。這就好比英超在引入門線技術前先要球隊與英足總一起討論。當然，你可以認為賽車有別于任何其他運動，因為它涉及太多的機械，但是托德說FIA有非常杰出的F1管理團隊——由查理?懷汀這樣從事了30年的技術專家所帶領。但是讓車隊參與規則制定是否傳達了一個錯誤的印象：FIA的專家技術團隊不足以決定技術和競賽規則？

從前莫斯利當道，眼見法拉利統治力強大，與伯尼聯手修改排位賽規則、積分規則、技術規則幾乎是一人說了算。當時即使有車隊反對，也奈何不了。如今，從V6引擎規則的出臺到實施已經經歷過重重討論、推遲（還有外界對聲音不夠響的如潮批評），隨后又有去年年底的獨立引擎供應商投票，現在F1車隊又與國際汽聯在2017年空氣動力學規則的調整上存在分歧，已經將原本應該在2月底的新規則確定截止日期推遲到4月底。

《協和協議》的枷鎖

僵局，這是擺在策略小組面前最大的障礙，車隊想要這樣的排位賽，托德和伯尼想要那樣。于是諷刺的就是，托德說不搞獨裁，他卻不給“恢復2015年排位賽規則”一個投票的機會；他說要民主，于是車隊毫不猶豫地反對他所提出的想法。

顯然，這個循環進入了一個死胡同，托德說，“只要商業權利所有者、FIA決定體制改革，那么明天就能改”。但是，他又說車隊總是說一套做一套，他們聲稱FIA和商業權利代表應該管理一切，但到了投票時又舉手反對。

“因為你在問他們，”又一位英國記者激烈地追問，“如果你和商業權利代表制定規則，那他們就沒有選擇，他們只能決定留下比賽，或者離開去其他地方。現在這套不是強制實施，你是在詢問，兩者之間有很大的區別。”

托德回答說：“我們不能強制實施。這是管理體制決定的，管理體制不允許強制實施。”

“那么這就不是管理體制，”那位記者有些憤怒地說。

托德的回答更加果斷：“但這就是F1。”

聽起來，托德也有自己的無奈，因為FIA與商業權利所有者簽署了百年協議，所以他不想害得FIA成為被告。但是如果FIA擁有足夠的權力“獨裁”，托德愿意嗎？

“FIA應該完全作為監管者和立法者來控制F1，這是更加符合邏輯的說法，“托德說，”但是歷史告訴我們——我再次強調歷史——事情從來不是這樣。這是件讓人惱火的事情，我剛才已經反復說過。FIA從來不完全控制F1，從來沒有。如果我早知想要改變是那么困難的話，當初我就不選擇投身于這份事業里了，因為很久很久以前，它就已經如此了。據我所知，只有一個原因可以允許FIA無需任何同意、咨詢，單方面地進行改變，那就是安全問題。”

歸根到底，托德把如今的體制歸咎于《協和協議》，而現在距離2020年到期還有5年時間。但是，當初是誰與伯尼簽訂了這份協議，讓車隊可以在第一時間反對提案？是托德。

這里必須要提到莫斯利的前任，讓-馬瑞·巴雷斯特雷（Jean-Marie Balestre）。這個法國人在1985-1993年幾乎在F1一手折騰，而恰恰是這個時期被敏銳的伯尼嗅出了機會，因為當時的不團結、不強勢，他拉攏了莫斯利漸漸代表車隊與FIA談判，最終把法國人趕走，讓莫斯利取而代之。

所以，托德的狡辯并非沒有的道理，FIA很早就被伯尼牽著鼻子走。相對而言，他還從伯尼手里搶回了一點點權力，只是用讓車隊獲得發言機會作為籌碼。在這個奇怪的三角關系里，托德的角色非常微妙，他可以在某個時刻——例如排位賽規則改革——站在伯尼一邊，又可以從現在起拉攏車隊等著伯尼時代的結束。這么做的代價就是現在令F1陷入混沌。

2017年，托德的第二任期將結束，他還沒有決定是否繼續參選。但是從那場70分鐘的新聞會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哪怕連任，也不會在2020年之前主動改變當前F1的政治形態，盡管他聲稱“在座每一位都是熱愛F1的人，一心為F1好”。因為，F1在FIA事務里只占不到10%，所以他有更多更重要的事務去帶頭處理。

所以，如果你真的熱愛F1，又不忍看到它在未來五年里支離破碎，那么建議你不看不聽任何與F1有關的新聞，只在有排位賽和正賽的時候打開電視機跳到靜音，看一場比賽，無論結果如何。這是最阿Q的做法，但也許是非常時期最管用的。